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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術評論家張曉凌說，雕塑家也是歷史學家，他們總是以特殊的歷史敏感、時代熱情與天才想象，將新中國歷程中重要的事件、現象、人物雕塑為作品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一部新中國雕塑史，就是一部鐫刻在石頭、青銅上的共和國史。而其中的每一個形象，不管是聲名卓著的時代楷模，還是沉靜平凡的普通公民，都在雕塑家手中升華為新中國形象的隱喻。
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，中國雕塑以回歸傳統的姿態，開始了雕塑本土化、民族化的探索之路。有這麼一批老中青三代雕塑家，以“為新中國造像”為主旨，在為新中國造像的同時，也以各自的方式推進了中國現代雕塑美學體派系的建構。滑田友的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》，猶如抖落掉百年黑暗的猛士，屹立在亞洲的原野上，宣告著一個中華民族新時代的來臨﹔而劉開渠的《農工之家》、王朝聞的《劉胡蘭》、蕭傳玖的《地雷戰》、班陵生的《藝術救亡》等，則猶如為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》所提供的歷史注釋。可以說，雕塑家們對新中國形象的塑造，正是通過一個個鮮活的個體形象來完成的。透過錢紹武的《江豐像》、劉士銘的《劈山引水》、劉煥章的《摔跤手》、鄭可的《張正宇像》等作品，似可感受到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狀態與豪邁氣概﹔而閱讀潘鶴的《開荒牛》、田金鐸的《走向世界》、馬改戶的《絲綢之路》、俞暢的《挑戰》、黎明的《崛起》，則依稀聆聽到改革開放的春潮般的旋律——那是一個民族偉大復興的前奏。
在新中國雕塑體系中，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，不管歷史風雲如何變幻，人性之美的主題卻始終如一地貫穿其中。張得蒂的《日日夜夜》、陳妍音的《母親》、何鄂的《黃河母親》准確地詮釋了這一點。同時，對人文之美的塑造與呈現，也始終是新中國雕塑的重要維度。陳雲崗的《老子》、吳為山的《似與不似之魂——齊白石》、葉毓山的《杜甫像》、曾成鋼的《梁山好漢系列》、林崗的《聽雪》、焦興濤的《魂韻》等，皆以鮮明的個性化語言，重構了東方文化的勝景。
中國雕塑家自覺地將個人的藝術探索與民族、國家的命運以及時代的主題結合起來。他們為新中國造像的傳統將薪火相傳，在這一歷程中，他們所獲得的回贈也是極為豐厚的——事實上，雕塑家們在塑造新中國的形象時，也塑造了自己的歷史與傳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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